差异求真

——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影像志的理念与实践

摘要：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影像志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第一次发起的对节日和史诗进行影像摄制的重大研究工程。本文对这两项国家项目的基本情况、理念、方法进行梳理，综合阐释为“承认差异性真实”、“注重影像场域”、“让文化持有者发声”、“以影音研究为导向”四种学术理念，并对其调查、记录、叙事、著录等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提炼，藉此提出影视人类学研究可借鉴的理念和方法。随着越来越多节日、史诗新资源、新类型的发现，该系列研究工作也在不断调整既定的理念和方法，这一循环论证的过程旨在表达对事实的尊重与对文化多样性的敬意。

关键词：节日；史诗；影像志；差异性真实；影像场域；文化持有者；影音研究

影视人类学是影视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然而由于影视技术更广泛的应用于影视艺术传播领域，使影像工作者在进行影视人类学的研究中，常常受到社科专家的质疑，是否在影视作品中融入太多主观视角，是否过于艺术化，或者甚至是否能达到真实记录的目的。全然忘了人类学者在进行民族志写作中，同样不可避免的存在选择视角、写作加工以及真实性偏差。列维-斯特劳斯（Ｌevi-Strauss）曾公开声称，“社会科学”是人们对我们从事的事业之奉承。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解读”。迪尔泰提出，自然科学从事的是揭示因果关系的解释，而精神科学却旨在通过解读，理解不同的人和历史。如果将社会科学视作对社会事实的解读与理解，那么影视作品具备的优势是，将研究对象和他们所处的自然社会背景更直观的呈现出来，那么影片是否相当于研究者的田野一手资料，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

“理解”事实上是一个更困难的命题。无论是文本写作者，还是影像制作者，输出成果的直接目标都是希望获得价值的认可，但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调查反思》中提及，“我们根深蒂固是彼此的他者”。由于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达成的理解终将是有限度的。在承认局限的条件下，我们从事的研究工作都将是一个不断发现、论证、质疑、更新的循环过程。

本文将以节日、史诗的拍摄、制作为例，讨论这样一个循环论证的系统工作。不同于单一的研究课题，这是以国家名义发起的全国范围的研究工程。超过2000多名影视专家、文化学者、摄录人员参与了10多年的实践过程，从中获得理论思考以及实践经验，极大影响了这一时期影音文献工作的思路、方法和趋势。那么这一系列研究工作获得的成果是否如实反映了当下中国的节日、史诗状况，其实践过程又是如何对学术界和相关领域产生影响的，对其自身又有哪些反省、调整和弥补。本文将对这两项国家项目的基本情况、理念、方法进行梳理，藉此提出影视人类学研究从历史纵向和共时角度可借鉴的方式、方法。

一、基本情况

中国节日影像志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的组成部分，于2005年开始试点，2010年在全国展开招标实施。中国史诗影像志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的组成部分，经过多次体例论证后于2012年展开实施。

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影像志是中国国内第一次系统地进行传统节日、史诗拍摄记录的重大研究工程，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规划实施，旨在以高质量影音技术记录节日、史诗文化的重大项目，以客观反映节日、史诗现状为特征。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240个子课题组2000多名专家学者及摄制人员参与这两类课题。中国节日影像志自2010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以来，不仅探索了节日影像的拍摄结构，也完成了大量丰富文化事项的记录，目前已立项拍摄160余个节日，将积累超过3000小时的一手影像资源。节日影像志成果目前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肯定，多次入选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中国纪录片协会、澳门国际数字电影节、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等相关影展并获得奖项。中国史诗影像志通过追踪记录史诗艺人的方式记录史诗及其语境，截至目前，进行了70余个史诗的立项拍摄，涉及经典的英雄史诗与濒危的首次发现的民族史诗，将累计素材超过1000小时。《中国民族》2016年刊发的“新世纪影像志十大代表项目”中，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影像志位居十大项目之首，并被称为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建制最完备、参与者最多的”[[i]]国家级影像文献工程。

二、学术理念

   这两个项目以项目体例作为主要管理实施规范。作为这两个项目体例的执笔人和组织实施人员之一，笔者要指出的是，以下阐述的理念和方法来自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逐步发现和理解。随着越来越多节日、史诗新资源、新类型的发现，该系列研究工作也在不断调整既定的理念和方法，这一循环论证的过程旨在表达对事实的尊重与对文化多样性的敬意。

（一）承认差异性真实

   节日影像志以“真实记录”作为工作要则。“真实”是科学研究的崇高目标，但现阶段应该认识到，“真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

   在人类学领域，乔治·E.马尔库斯、詹姆斯·克利福德等为代表的学者相继提出了人文学科表述危机，并对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真实”提出了挑战，那么在田野调查中，不同的人会因为观念、表述、机缘等问题常会产生认知差异，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域或个人自身的判断也会存在差异。在影视拍摄工作中，会因为拍摄思路、拍摄角度、拍摄对象、拍摄团队等方面的不同，得到的影像结果不同。李松、张刚提出了多视角记录节日内容的规划，以《苗族姊妹节》的影像拍摄为例，进行了三年的多次拍摄记录。2005年组织民俗学、舞蹈学、服饰、影视等方面专家进行多学科的节日环节记录；2006年以两个不同生活环境的人物作为线索进行节日记录；2007年追踪组织者和不同年龄层进行节日记录，并给拍摄对象放映影片，完成回访拍摄。所拍摄的影音素材综合实现了苗族姊妹节的多角度、多学科、多团队、多拍摄对象的记录，构筑了节日影像志对这一节日的差异性记录。再如，以春节的拍摄为例，节日影像志目前布置了20多个春节项目的拍摄，包含《甘肃环县红星村春节》、《北京郊区村落的春节》、《成都春节》、《山东曲阜三峡移民春节》等综合节日文化记录，也包含《骂社火》、《江西石邮村春节跳傩》等春节期间的特色活动记录，兼顾了地域、民族、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多重视角，用不同维度的影音构筑了中国春节的丰富镜像。

   拍摄角度增多，呈现的类型越丰富，人们越可以通过观赏开始比较、思考。“文化编码和逻辑越接近”的人，“越容易对某一事物认知的真实性达成一致”。比较、思考的结果有可能形成一致性理解，也有可能还是无法一致。但这些多维度展现的成果，让历史的表达增加了选择。差异求真，意味着多角度地认识事物，是一个网状趋近求真的态势。

（二）注重影像场域

   在史诗影像志中，明确引入了“场域”理念，并尤其注重传承人差异的呈现。不同于过去的文本汇编，为了呈现活形态史诗的原本样貌，李松提出了摄录一百位（组）史诗艺人在语境中的口述和日常，来记录中国史诗传统的规划。巴莫曲布嫫在项目规划中建议考虑“五个在场”，即“演述传统”“表演事件”“演述人”“受众”“研究者”交互关系的同构在场才能确定史诗演述的场域[[ii]]；认为过去的史诗文本常常是不同人员、不同版本的汇编，这种汇编构成了一种貌似宏大的叙事，但与田野中的活形态史诗差距甚远。在一个时间、空间，由一位或一组史诗艺人演述的史诗版本具有唯一性，因此，在史诗项目的体例中，概括出了“此时、此地、此人、此版本”9个字，指的就是一次演述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如《格萨尔》史诗的演述，会在赛马会、婚礼、洗礼等仪式场合进行，演述的内容会根据场合和受众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赛马会中会演述关于格萨尔王赛马称王的史诗篇章；在婚礼中面对年轻的宾客，会选择获得财富的篇章，面对老年听众，会选择关于长寿、健康的内容。这些差异性的个体演述事件构成了地方史诗传统。

   场域概念来自物理学。爱因斯坦说，“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力的较量场所[[iii]]。在史诗影像场域，除了史诗艺人与受众、所处史诗传统的互动，研究者或者摄制队伍带来了另一股互动力量。在摄影机和外来人员面前，史诗艺人的演述状态发生了变化，或情绪紧张、拘谨、漏掉部分演述片段，或激昂、亢奋、更愿意表现。当然，在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他们也会慢慢松懈下来，回归日常。对于研究者，他们想象自己找到了文化的常态，但是记录下来的影像终究只是这个场域下的产物。在研究者激动地把摄制的影像带到更广大的受众面前，宣扬对这一民族文化的认识时，拍摄对象在另一个场域也许正在展现新的形态。节日亦是如此。当然，传统文化的演变速度相对缓慢，研究者获得的文化要素也相对恒定，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影像切片都具有独特价值，在一个特定时空，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互动生成了独具意义的影像场域。

（三）让文化持有者发声

   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影像志在项目规划之初，就确定了以“文化尊重”作为项目的基石。这种尊重不仅要体现在文化的忠实记录与呈现，还要让文化持有者成为真正的发声者。因此在项目成果中，如何最大效度地呈现地方文化逻辑、文化持有者观念，展现多样性的地方知识体系，是项目实施的重点。

   在既往的专题片中，为了“全面”展现某一节日或史诗，容易让研究者陷入一种过于宏大的叙事误区，在进行多地点、多人物的拍摄后，由于成片的承载量有限，最后常会演变为以研究者撰写的解说词串联的影片类型。这样的影像成果以显性的导演话语为特征，影像中的人物成了失语的画像。所以在节日和史诗影像志中，考虑到影像的优势在于人物行为、语言、情感的直接呈现，提出来了要在具体节日发生地，追踪拍摄主要人物或家庭的基本要求；提出了采用地方民众口述，采录同期声、不建议使用画外音的方式。目的是通过具体人物的行为表达，展现地方知识体系，让文化持有者发声，降低外来文化干预。

   同时，考虑到文化持有者具备的独特观察角度，在节日影像志和史诗影像志中借鉴了以郭净为代表的乡村影像计划的经验，启动了村民自己记录节日、史诗文化的项目。这些项目将摄像机交给村民拍摄，或是通过村民和外来研究者的双向视角进行交叉拍摄。如《白裤瑶引路歌》的拍摄交给了广西南丹里湖瑶族乡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吕宾担任指导；《广西融水苗族新禾节》的拍摄团队是广西民族博物馆和融水村民影像小组。村民更熟悉当地文化，具有自己的观察视角，可以捕捉到与外来研究者不同的影像材料，在他们的影像中，会发现彼此对节日或史诗事项的不同认识，体会到不同文化逻辑的碰撞。当然，村民在拍摄中也会受限，比如他们反映，其他村民会质疑他们为什么要拍摄，某些仪式主持者会担心他们学会自己的看家本领，在个别的仪式里，因为禁忌，他们会被拒绝进行拍摄。尽管村民们的影像技术并没有这么成熟，或者部分影像因为受限反而不能拍摄，但是这些过程无疑会是文化记录的珍贵记忆。从“他者”的影像，我们也常常看到自己在所处环境中的局限。

（四）以影音研究为导向

   文化影像志的价值不是一次性的观赏，而是文化秩序的记录、研究、分享和理解。一个一小时的成片往往只是进入一个更大影像系统的导引，庞大的影音素材构建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玛格丽特·米德( M． Mead) 曾指出: “由于这些是正在消失的人类行为类型，所以我们需要以一种方式来保存它们: 不仅允许他们的后代重新拥有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也将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及人类的潜能提供一个可靠的、可复制的、可分析的研究资料集成”[[iv]]。在节日、史诗影像志的影像成果中，除了剪辑好的成片，还有大量的影音素材，是了解当地节日、史诗内容更详尽的资料。比如长时间的念诵、舞蹈、音乐、手工艺制作、民间组织的商讨过程等，在成片中不能完全展现；由于素材未经剪辑，从中还能了解到摄制组进行拍摄的过程，比如编导的现场调度、拍摄对象的前后反应对照、实拍中遇到的问题等。类同于田野笔记，影像呈现了研究者记录的一手信息。不同于田野笔记的部分是，动态的影像素材让拍摄者更直接地走到我们的面前，听到他们的语言，看到他们的行动，信息损耗度降低，更有利于再利用。

   节日、史诗影像志一直致力于通过学术实践，发现文化社会秩序，找到影像记录的规律，提炼出学科方法，提升学科认识。在节日、史诗文化方面，通过招标、成果评审、研讨、研究发现了节日、史诗新类型，节日、史诗的生成规律，以及对节日、史诗概念和学科分界的再定义、再思考；在方法论方面，大批学者提出重要的观点，如李松提出“真实记录”的要求、多样性表达和国家战略中对影音文献的思考；王建民提出“真实”“客观”“完整”的相对性和伦理取舍；刘湘晨提出“以文化持有者为第一位”和开放性规则探索；张刚提出对拍摄结构和意义的思考；庞涛提出影像中的“描述性结构”和“解释性结构”的作用，以及解释性结构的实现方法；庄孔韶提出文本与影像互文；朱靖江提出影音文献的重要意义；许雪莲提出“以差异求真，以分享求和”的理论探索、节日变迁和文化实践的关联、推动影像中的文化持有者发声等。研究促进了对项目执行过程的反思、总结、批评、再证，促进了研究过程的理念和方法提升。

三、研究方法和技术方法

   得益于常年参与节日、史诗影像志项目的规划、评审、调研等工作，以下笔者归纳出这两个项目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技术方法，包含田野调查、整体性记录、主客位双向记录、“诸说并存”、自然口述、多类型叙事、民俗著录等，具体阐述如下：

（一）调查方法

   基础调查方法就是田野调查中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在节日、史诗影像志中，均明确提出了须以田野调查、实地拍摄为基础，反映现状的基本要求。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式，意味着要在经过人类学学科训练后，长时间参与观察拍摄对象的生活，熟悉其个人生活和人群关系、社区关系、自然社会背景，深入访谈，达成理解。节日、史诗影像志的大部分负责人是该领域的研究专家，对所拍摄的节日、史诗或族群有较深入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次的拍摄就不需要提前进入准备。节日、史诗影像志强调事件之前的提早进入，以便把握拍摄内容、人物、组织等方面的新情况；强调事件之后的追踪，避免忽略事件与社区常态的关联。因此，这两个项目都要求较长时间的拍摄周期，以便获取相对完整的地方知识体系。以刘湘晨、鬼叔中、陈坚为代表的影像志工作者用长期的、区域循环式的田野实践换来了珍贵的影像记忆。以刘湘晨为例，他曾在新疆少数民族区域进行了20余年的田野实践，在节日、史诗影像志中，用三年多时间再次扎根于三个民族的村落中，每个民族用一年左右的周期来进行日常生活和节日、史诗的记录，获得了近1000小时的影像资料。长期田野实践，使项目记录本身超越了单一的民俗事件，看到了文化事项在村落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当然，并非所有项目组都能完成如此长时间的田野，这与个人追求、状态以及现实的诸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田野调查的质量并非完全由时间决定，在田野中敏锐的问题意识、访谈和融入能力、主动积极的状态等都是田野质量的重要保证。

（二）记录方法

    1、整体性记录：拍摄前应对文化事项及其所处社会文化、自然背景进行整体式观察和梳理。如在节日影像志项目体例中，列出了社区环境、基本环节、人物组织、重要事项等20项记录要素，指出要关注“节日前”“节日中”“节日后”三部分结构，注意集体与个人视角，注意事件与日常的关系，从而较为完整地实现节日记录；在完整记录节日各环节的基础上，还应关注重要人物线索，注重人物与组织、社区的关系，抓住人物线索进行拍摄。追随人物进入家庭、组织、社区，通过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对其社会文化结构的研究。

    2、主、客位双向记录：如何在影片中把握、平衡、呈现文化持有者的文化逻辑是影像志的重点。刘湘晨在系列节日、史诗影像志的拍摄中找到了其中一种规律，即首先确定一至两位活动中的重要人物，以其对活动的叙述和相关行动作为逻辑主线；在活动中与主要人物产生重要互动关系的人、或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其他人作为辅线，在每一次行动发生后，追访行为人的口述，对其行为再做解释。主辅线的网状布设构成了当地主位视角的影像。还有前文已经提到的参与式村民影像和外来研究者交叉比较拍摄的方法，可以获取双向文化逻辑。

    3、“诸说并存”与自然口述：当地人的口述是影片内含的重要解释系统。但是即使都是当地人，也会存在不同的观念和说法。在节日、史诗影像志中，采用了“诸说并存”的方法，在遇到当地人在主要问题有不同说法时，不做主观取舍或判断，尽量在影像中都给予一定表达空间。此外，由于口述是重要的解释系统，项目对于不同类型口述也有不同侧重。比如不建议在影片中直接采用外来专家口述，更建议采用地方民众口述；对民众的专门访谈会是影片观点的佐证，但因为涉及设问和场景安排，要注意当事人的表达是被动式的、未必准确达意的。自然口述是人物在活动中的对白，体现了人物在日常状态下的想法、人群关系，可作为镜头转场使用，因此更建议注意记录场景中的对白。

（三）叙事方法

1、叙事结构：影像中的“描述性结构”和“解释性结构”分别承担了记录和诠释的作用。庞涛提出，“在完成对拍摄对象完整描述的基础上，还要对它的文化内涵做出解释”。[[v]]在节日和史诗影像志中，环节、环境等记录构成了基本描述；通过人物口述的历史、对话关系、行为关系、场景切换以及编导暗藏的剪辑思路可构成解释性结构。将描述性结构与解释性结构分层后再交汇，可以较清楚地梳理剪辑线索。

     2、叙事类型：在已提交的影像志作品中，笔者综合为环节叙事、人物叙事、篇章叙事、历史叙事、参与式叙事、散点叙事等多种类型。环节叙事是以活动环节作为主要剪辑主线的影像叙事；人物叙事以1-2名主要人物在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为主线的叙事；篇章叙事是学者按照其理解的文化逻辑安排的章节性叙事；历史叙事是学者用历史图文影像作为参照主线构建的叙事影像；参与式叙事是研究者将自己参与拍摄的过程进行主线展示的影像叙事；散点叙事是在看似没有明显主线的状态下展现的事件与村落社区日常关系的叙事。以上所提叙事方法并无优劣等级，在影像志评审中，如实呈现社会事实是基本要求，叙事风格、手法是个体的差异性表达。

（四）著录方法

在节日、史诗项目体例中，设计有详细的场记规范，以实现影像资源的完整记录和可持续利用。在素材场记单中，设计了近20个一级记录项，根据文化研究要求，对记录项的内容做了细致规定，形成了民俗特色的著录方法。例如“时间”项，除了公历时间，还提出应说明民族历法或特定计时方式。比如鼓藏节砍牛场景，当地以地支计算节日期间的日、时，则在场记中标注了【20080103（虎日寅时）】，“20080103”是公历，“虎日”是当天，“寅时”是时刻。再如人物场记单，有“职业”和“角色”两项来说明人物的身份，“角色”项还提出，如有少数民族语言特定称谓，应加括号注明汉语意思。比如对江西春节跳傩组织者的记录，“角色”是“头人（组织者）”，“职业”是“商人”，标示了人物的多重身份属性。这些详细的标引丰富了资料属性，也有利于更便捷、直接地找到资源。关于资源的著录信息，一定程度上也会转换为这些资源的元数据，也就是对资源的再描述，对于影视人类学的影音文献、档案、数据库建设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经验知识的再研究和再生产的过程。

四、结语

   本文意在通过对这两个项目研究情况的梳理，找到影视人类学创作、研究方面的一些经验和规律。首先对节日、史诗影像志的学术理念进行了梳理，综合阐释为“承认差异性真实”“注重影像场域”“让文化持有者发声”“以影音研究为导向”四种学术理念。其中，“差异性真实”是贯彻相关学术理念的基点。“差异性真实”的出发点是“相对真实”的概念，对“相对真实”的扩展是，从二元的“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到多维度的、多面向的“差异性真实”。笔者提出，拍摄对象是多向度的，因为面对不同拍摄者，或者在不同场域下，拍摄对象会呈现不同样态，也会生成不同的互动关系。拍摄者所获得的成果，是对这段“互动结果”的研究，而非对拍摄对象的完整研究。举例来说，在一次史诗拍摄中，由村民摄制小组和外来摄制小组两个团队同时进行拍摄。在一次仪式场景中，村民摄制组因为受到禁忌约束无法拍摄，留下了在场地之外的影像；外来摄制队伍摄制了仪式过程。最后获得的两段影像都是这个场域下的记录，差异视角构成了本次文化记录。所以，差异性真实中的“真实”，匹配的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本次互动结果”，而非完全意义的研究对象本体。

    那么研究者完成的对这段互动结果的研究，是否能与外在的社会事实达到绝对匹配度？经过相关学科“方法论严格训练和深入持久的田野工作”， 可以排除一些主观干扰项，但是否达到相应匹配度，还需要一个综合的共同体的评估。并且要注意，这种评估结果也应是动态变化的。此外，关于差异性真实，还有可能引起的争议是，这样的差异结果是否反映了恒定的文化传统，或者这只是细微的个体表情、行为、心理的差异？节日环节、史诗念诵中稳定的常量是否不会变化？在以上提及的案例里，村民摄影小组受到禁忌约束无法拍摄，所反映的就是传统中的禁忌伦理，如果不进行差异视角拍摄，就缺失了特殊的对比视角。艺人和仪式中的其他人员在面对外来的摄影机时，念诵的史诗内容是否有别，一次记录不足以说明规律。但研究者和摄影机是当前传统文化场景的变量，在应对各种变量时，地方文化系统会生成对它的应变状态，那么变量在什么状态下才能达到平衡，这又是一个有意义的观察角度。

   本文还对节日、史诗影像志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对调查方法、记录方法、叙事方法、著录方法等进行了归纳和提炼，强调以田野工作为基础，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提出了“整体性记录”“主客位双向记录”“诸说并存”的口述和“自然口述”的记录方法。在叙事方法部分，根据庞涛的“描述性结构”和“解释性结构”，提出了节日和史诗影像志的叙事结构，并对叙事类型进行了归纳。在著录方法部分，提出了民俗特色的著录方法经验。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反向思考这两个项目的设计初衷，一方面是留存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节日、史诗观察这个时代，找寻规律。尽管这两个项目已然跨度了10年的周期，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记忆，然而选取节日、史诗作为记录角度，也仅仅是这个时代的某个切面。面对广袤的历史时空，这种从个体视角出发的、相对静态的、一个场景下的记录有不可掩盖的局限性，但相对来说，也正是这些个体的、静态的、现场的画面最终汇集成了集体多维度的、动态的、多场景的记录。在不断的试错、调整下，这些差异性视角，终将趋近事实的真相。 (作者: 许雪莲  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副研究员)

说明：因篇幅受限，注解参考从略。